仅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的商学院就已赶上欧美同行，但如何培养兼具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思维的人才，仍然是个长期课题。 

自第一位从一所中国大学获得MBA学位的经理人毕业至今还不足25年，但仅仅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的商学院就已迅速赶上了美国和欧洲的同行。如今，随着在国内外不断扩张，这些商学院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很多学校仍然专注于向本地管理人员用他们的母语中文授课——这些人大多半工半读。然而，大城市的那些商学院正在吸引更具国际视野的新型学生，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管理学教授忻榕如是说。

“中国下一代商界领袖有很多在高中时期就被送往海外读书。这么做有利也有弊，”她说。“他们说英语、思想开放又具有多元文化视角，但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融入现有组织时都存在问题。”

商科联盟国际商学院(Skema Business School)院长艾丽丝•吉龙(Alice Guilhon)说，这样的学生对那些更具革新精神的中国企业来说很有吸引力。这家商学院是法国排名最高的商学院之一，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苏州设有一个校区。十年前当该商学院在中国开设校区时，中国企业就在招聘海外学生，吉龙教授说。

她说：“如今他们想招收具有全球阅历的中国经理人，”另外，许多接受过海外教育的中国学生渴望重返家乡，把握自己祖国不断增长的机遇。

如果说当今的学生更具有国际视野，那么商学院本身也是。20年来，大批西方院校纷纷在中国设立校区，中国本土的商学院也紧随其后，走向国际。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加纳和瑞士设立了教研基地；今年3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宣布计划在英国牛津开设校区。

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认为，中国在哥大的全球计划中占据中心地位，合作正拓展到教研之外的其他领域。

中国也在专业化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名为中国高质量MBA教育认证(CAMEA)的商学院认证系统。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称，迄今已有20所商学院获得认证，另外30至40所也即将获得认证。复旦大学曾协助过这个项目。

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Fuqua school at Duke University)院长比尔•博尔丁(Bill Boulding)说，商学院的教学内容如今更注重创新和创业精神，主题也愈加贴近西方商学院。这家美国大学在中国也设有校区。 

他说：“创新和创业精神吸引了中国政府和年轻人。”他补充道，这两者对于中国从制造业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型至关重要。

然而，尽管中国的商学院正在全球化，但它们仍存在一些反映着本国国情的特点。美国和欧洲的学校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决定课程结构与内容，但在中国，政府对这两者的干预却在日益增加。

 3年前，作为反腐运动的一部分，中国政府限制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参加昂贵的EMBA课程，认为这样的课程促进了关系网的形成——和潜在的腐败——同时牺牲了学术的严谨。

 如今中国政府再次介入，要求EMBA学生要和比自己年轻10岁的全日制MBA学生一样通过全国联考。

 结果，据一些学者说，今年仅有2500名参加者达到了招生标准——比2016年下降了四分之三。中国的“四大”高校——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上海的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共招收了其中多达1800名学生，而一些不太知名的课程则生源锐减。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Antai College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院长周林称，对于学生和学校来说，这一举措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周林说这也剥夺了成熟的管理者获得学位的机会。他还说：“期望（那些没时间学习的）高级管理人员跟年轻学生考得一样好是不公平的。”

受到干预影响的包括那些希望攻读联合EMBA项目的中国公民，这类项目是中国大学与海外合作伙伴携手颁发学位，比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与清华大学合办的EMBA项目。

Insead法国校区的企业管理学教授罗小薇(Xiaowei Rose Luo)表示，这种双学位项目也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后者试图消除对中国有偏见的内容。

罗小薇表示：“中国政府对外国的影响力有点疑虑。它担忧，一些学者对中国提出了片面的观点，强调负面。”Insead的主校区位于法国和新加坡。

与中国商学院合作逾30年的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高级副院长艾伦•怀特(Alan White)指出，此类干预并不新鲜。尽管中国政府在MBA教学大纲中采用斯隆课程的一些要素，比如IT和通信等，但谈判等其他课程没有采用。

中国许多教授容忍甚至支持此类干预。博尔丁表示：“情况不是你可以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并在中国大规模教学。现实情况是，全球彼此依存，因此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将你的利益与中国政府保持一致。那些是真正的机遇。”

周林认为，中国政府希望开发一种学术框架来描述其独特的经济政策方法。他说：“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你看看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做的事情，你不得不赞扬他们。（干预）是一个认真的尝试，以找到更好的理论解释中国发生的事情。成功与否在于这种理论是否获得外部世界的认可。”

Insead教授、社会学家罗小薇甚至在该举措引发辩论之际给予支持。“我本人作为一名学者欢迎这种干预。有时商学院的做法往往有些狭隘。基于自由市场的观点非常强劲。而在（更广泛的）大学里，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政治科学家、人类学家。”

并非所有人都认可干预。德国西门子(Siemens)全球卓越领导力主管、前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南达尼•琳敦(Nandani Lynton)认为，政府干预可能扼杀商业。她承认，中国人有理由质疑西方自由市场理论，尤其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但她表示，中国政府是否应该为竞标海外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司提供补贴等更为重要的问题没有被问及。

她说：“真正的挑战在于‘我如何在政府控制日益增强的情况下经营企业并拥有真正的全球业务’。我的理解是，这变得越来越难。”还有必要问的是，中国学生（尤其是年轻学生）是否想要接受中国发展意识形态的教育。

归根结底，中国未来的商界领袖与西方同行的共同点更多，而不是差异更多。怀特表示，他们很少有兴趣在国企工作。与美国和欧洲同行一样，“他们想要创业或者在金融服务和咨询领域工作——那里有钱。”